甲方！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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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bbc的reith lecture今年是第60个年头了。bbc把今年的主题定位中国之China Vistas，由美国的汉学家，史学家--史景迁（Jonathan Spence）主讲，看完之后，深思不已。今年的讲座一共四节，下面是第一节课--孔子之道（confucian ways）。本月初在bbc播放。

苏•萝莉（以下简称：苏）：各位好，欢迎来到伦敦不列颠图书馆。有时，人们称他为“人类的记忆”，它存储了数百万件弥足珍贵的藏品，包括英国大宪章（Magna Carta），奥纳多•达芬奇笔记和人类声音档案（National Sound Archive）。它同样珍藏着公元868年在中国印刷的书，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书籍。我们就从这里开始今年的瑞斯讲座（Reith Lectures）。今年的主题，同时也是瑞斯讲座60周年的主题就是中国；我们的主讲人，潜心研究过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中国两个月后即将举办奥运，而现在正在和一场骇人听闻的大地震做斗争。

这期演讲的题目叫做“回望中国”。中国二十五年来惊人的经济增长使得它已经成为一个超级大国。同时，对于许多西方人来说，中国不同寻常的过去让他们对它充满困惑和猜疑。但是，毋庸置疑，中国今后将对我们的整个生活产生重大影响。在本期讲座中，我们将探寻这种影响的原由。我们的主讲人当然对中国知之甚多。他是耶鲁大学施特林讲座教授（Sterling Professor），并被誉为研究16世纪至今的中国文化的最重要的学者之一。他说，“要了解中国的今天，我们必须知道他的过去！”。

在他的第一节课中，他将带我们回到2500年以前的孔子时代。孔子的思想和观点蔓延在中国的每个角落，至今还发挥着影响。第一节课就叫“孔子之道”。女士们，先生们，让我们欢迎BBC瑞斯课程六十周年的主讲人：史景迁

（鼓掌）

史景迁（以下简称史）：谢谢大家的欢迎。受邀来主讲瑞斯讲座，我感到特别的荣幸。尤其是今年，2008年是瑞斯讲座的60周年。60年，对于中国来说是非常吉利的。中国历史上，只有过一个皇帝真正的在有生之年看到自己的统治进入到第二个六十年中。他就是中国的统治者——康熙。他在位于1661年到1722年，在这61年的历程中，他成就卓著。他的孙子（乾隆）虽然长寿，却在统治中国六十年的时候决定逊位，这样就没有人能够超越康熙的荣耀了。这种逊位在当时被认为是一种令人敬佩的忠孝之举。当时人们也知道，乾隆高尚地逊位了，但没有“逊权”，并且继续统治了好多年，当然那时不会有人批评他。所以我希望让我来讲60周年的瑞斯讲座“回望中国”是个吉利的事情。也希望我能把我们的焦点引导到中国所展示出的那种深远的思想中，而不仅仅关注现在中国所面对的种种难题和机遇。而在这个储藏着海量亚洲书籍和手稿的不列颠图书馆开始我们的演讲，应该是在好不过了。

在这四节演讲中，我将从悠长的中国历史不同侧面展开，每个方面都有一个不一样故事。今天，第一节演讲中，我们将看到三种不同的孔子：孔子其人、孔子为师、孔子“不常有之恶”。第二节演讲中，我们通过三百年来的中英贸易和语言来关注中国和英国之间的关系。第三节，我们来研究被中国又爱又恨的美国梦。而第四节，也是最后一节中，我们将通过从早期到现在，中国人身体机能的改变，来为即将到来的奥运会做些准备。

瑞斯讲座从1948年到现在已经过了60年了，我注意到瑞斯讲座的第一期正是由波特兰•罗素主讲的。罗素曾在中国生活过半年，从1920年下半年到1921年。罗素赶上了好时候，那时的中国处于一个之前和至今都没有再出现过的时代——一个全世界的知识分子都纷至沓来的时代。

按照中国的时间表，瑞斯讲座存在的这六十年，囊括了整个毛主义下的中国时期（Maoist China）。1948年，未来中国的命运依然不明朗，而就在1949年，蒋介石的最后一支国民党部队被迫撤往台湾，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人民共和国成立。然而到了现在，这个六十年轮回的最后，虽然共chan party的领导人还引用一下，但毛的理论在中国看上去已经荡然无存，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已经成了文物。在20世纪60年代文革中，毛的红宝书人手一册，而过去几年的畅销书——孔子的《论语》在现代的阐释和注解已经出版了超过六百万册了。但是，在高等教育的领域里，引人注目的标题不是毛的革命，而是教授汉语和中华文化的孔子学院正在众多国家建立的浪潮。一份中国嘎ven们特发布的文稿中引证了有120个孔子学院在15个国家中建立。在英国，目前就有十个。前几个月，我在美国就访问了北卡罗来纳、阿肯色、德克萨斯和罗德岛的孔子学院。还有许多正在建设中。

问题很明显：为什么是孔子。孔子某种意义上代替了毛吗？如果是，那到底会意味着什么？就在这六十年的轮回中，中国已经跳回到了过去吗？中国人现在貌似在寻索的孔子之道到底是什么？对我来说，重现历史，就是回望中国的第一节课！

孔子是历史上确实存在的人物，出生于公元前551年，72岁时去世，也就是公元前479年。他大部分时间是在鲁国，也就是今天的山东省度过的。他并非士族，而是一个希望跻身于中层官僚的学者或者术士。他热爱音乐和诗歌，热爱历史和谙习礼乐。他研究如何统治并实践统治的艺术。他花了十四年的时间思索，而仅用了几年来实践他所倡导的理论。按照常理来看，他也许是个失败的人。而最热衷于反抗命运的是一群有着政治热情的年轻人，他们师从孔子，时间长短不一，少则几月，多则数年。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这些信徒——如果我们可以这么称呼他们的话——回忆出他们和孔子的对话，然后由他们或者他们的后生编出了一个孔子话语片段的文本，也就是今天为人所知的《论语》。这些关于政治、道德、义务、行为举止、礼数和社会家庭责任的讨论是我们能找到的对孔子最直接的描述了。虽然他本人并未记录下这些，但是通过《论语》里的言论，我们了解到他敏锐的发现并建立起了一整套的世界观，。而大约两千四百年后，论语仍然是所谓孔教的核心理论。

从这些简要的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出孔子几乎不可能成为一个万众敬仰的人物。他没有传统意义上的领导资历，而他让人感知到的——至少对我来说——是他的朴实无华；他对自身缺陷的认知；他对教条主义的反对；和他对真理的洞察。这些品质也体现在了他对于年轻人的问题的耐心回答，和他帮助年轻人思考而非强迫他们盲从于某一观点的方式。我想，世界上很少有人象孔子一样，谦逊而非高傲的记录自己的人生目标。有一段话在中国家喻户晓：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

孔子的这六个人生阶段很显然属于精神层面的，也描述了不同阶段会遇到的不同难题。当然，这六个阶段和莎士比亚的“男人的七个人生阶段”（Seven Ages of Man）大相径庭，莎士比亚所描述的成长、成熟和死亡是一个物质出现和衰退的过程。孔子更注重的则是一张生命进程的精神图谱。他告诉我们，在十五岁时他潜心研究历史和诗歌，因为他当时立志于学习，；三十岁时，他知道了如何处身于礼乐和秩序之中；他知道了平衡和定义你我之间，君臣之间关系的是礼，而不是力！四十岁时，孔子不再感到疑惑了，因为他开始明白了什么是探寻精神世界的目的，什么是社会行为的源动力。当他五十岁时，他知道了上天要他做什么。这并不是一种宗教态度，因为这句话里的天是指一种超越意念的外力，好像是一个并不存在却又在指引着过去和未来的坐标。六十岁时，孔子觉得一切都十分的悦耳，因为奋斗的过程即将结束；而到了他七十岁时，就没有了任何压力与不安，从而达到了他的终极目标。他的人生看上去是多么的丰富丰富多彩啊。人生的一个多么美好的终结啊。

孔子生活的时代被称为春秋时期，当时学者阶层颠沛流离，诸侯争霸。我们可以说孔子在大部分时间里都是一个政治学者，他坚信自己可以把人们从困扰中解脱出来。事实上，从《论语》中可以看出，孔子一生都在辅佐统治者，这些统治者或缺乏仁义、或昏庸无能而目光短浅，他从中得到了难能可贵的经历，这也成为了他一生都在为之奋斗的事业。孔子逝世之后的几个世纪里，各种不同的思想学派相继产生，百家争鸣。有些学派直接反对儒家的学说，而其他的一些派别持完全不同的观点与之辩驳。绵长的战乱在公元前221年随着秦朝统一中国，实施苛政而暂时告一段落。秦朝的缔造者均衡了威权和法典之间的力量，在他的暴政之下，儒学的思想家们纷纷偃旗息鼓。然而秦皇帝驾崩之后，《论语》和其他一些被儒家先驱与后生编纂出的著作逐渐构造出了一种理论，经过学术注解后，不断的扩散。基于中国文字的统一和职业官僚阶层的崛起，这些著作在经年累月的复制、传播之后，为中国统治阶层提供一种夯实的理论基础。大量的儒家典籍被当成一种标准的考试课程，而这种考试也成为一种鉴别知识技能的工具，用来遴选官僚和军官。

公元12世界以前，几乎整个国家都奉行儒家思想，随着时光的流逝，这种潮流开始衍生出一些道理，而这些道理并不是《论语》原本要明确表达的意思。比如说，现在被引用的广义的儒家思想中有对女性的贬低和敌意、有严格的家庭等级体系、对于贸易和资本积累的蔑视、支持酷刑、对腐朽礼制的愚忠和顺从，还有对于中央皇权的趋炎附势。

直到16世纪晚期，儒家思想的概念才开始渗入到西方。主要的传播途径是通过天主教传教士，他们最早在16世纪80年代来到中国，并努力的学习汉语，和中国的知识精英阶层交往并向他们传教。传教士们很快就发现中国人尊孔的复杂性，他们不得不面对一些难题，比如，生员准备科举考试的国立书院中奉行的所谓尊孔到底是一种神学上的感知，还是仅仅对这位中国古时的圣人表达敬意。他们面对的另外一些类似问题是，研究祖先崇拜的本质，即使现在中国人家中的祠堂里仍然存在着这种崇拜；以及解释中国皇帝在特定的典礼仪式上祭奠天地的本质。

在17世纪80年代，一种面目一新的中国人出现在了欧洲知识分子的舞台上。这些中国的年轻人多次受到传教士的拉丁语教育，并将他们的拉丁语和本土语言的知识带回到了欧洲，他们通常是跟一位神父一起出访。对于这些中国人，我最感兴趣的是沈福宗（Shen Fo-Tsung）他在1687年到达伦敦，随身还带了当时非常珍贵的文件——拉丁语版的《论语》。这本书曾被广为传阅，其拉丁语的版本刊登在当时多种学术刊物上，我们这才有机会在欧洲了解关于这种信仰所表达的意思。

许多人都阅读和研究过这个版本的《论语》，包括莱布尼茨（Leibniz），伏尔泰（Voltaire），所以，它在后来的西方哲学思想界中是非常重要的。19世纪之后，新教的传教士开始翻译和传播这本书了，他们当时开始第一次大规模的翻译儒家的著作，包括最初的四部主要著作和五部孔子时代较长的典籍。这些经典被反复的溶入到中国的国家意识形态中，最终，在1911之前，被中国自己否定了，那时，中国最后的一个朝代即将灭亡。我想提醒大家一下的是，当时有人极力的尝试将儒家定为中国的国教，虽然没有成功。末代王朝瓦解，共和国建立，人们在这时开始攻击儒学，并寻找重新寻找西方的途径来改变中国自己的社会结构，罗素在20世纪20年代来到的就是这样的世界。那是个非凡的时代，也蕴藏着很长一段时期的历史遗产。我在以后的演讲中，还会讲这些，比如讨论对儒家的迫害被沿袭到了1949年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1966到1976年文革时期对儒家的极力戕害；而现在，就像一个奇怪的轮回，儒家又进入了中国的探讨中，而毛的继任者邓xiao平去世之后，孔子学院和对于高深的儒家著作的古典文学研究又一次在中国占据重要的地位。谢谢大家。

（鼓掌）

之后，史景迁与金融时报网络版编辑，旅英华人记者Zhang Lifen、牛津的一个中国政治历史讲师Rana Mitter博士、威斯敏斯特枢机主教Cormac Murphy-O'Connor、Ashdown男爵（据说这小子会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坎特伯雷主教ROWAN WILLIAMS博士、BBC国际事务编辑JOHN SIMPSON等交流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宗教自由、啥啥的。